当你的目光落在《元桢墓志》斑驳的石花与峻利的笔画上，便仿佛推开了通往北魏书法世界的一扇大门。刻于北魏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的这方墓志，出土于1926年的洛阳。

它不仅是目前所发现北魏宗室墓志中年代最早的一方，更是与著名的《始平公造像记》并列，被视为魏碑书体完全成熟的标志。

图片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要理解《元桢墓志》为何生得这般模样，得先看看它诞生的时代。墓主元桢，身份显赫，是北魏景穆帝拓跋晃的第十一子，当朝孝文帝元宏的从祖。

他的人生跌宕起伏，曾因罪被削夺官爵，禁锢七年，后又因坚定支持孝文帝至关重要的“迁都洛阳”与“易姓改制”（拓跋氏改元氏）等汉化改革，得以复封。

这方墓志刻成之时，正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不久。轰轰烈烈的汉化改革，正促使着鲜卑文化迅速向更先进的汉文化靠拢。

这一深刻的社会变革，直接反映在书法艺术上。一种融合了北方游牧民族刚健质朴气质与汉文化楷书雏形的崭新书风，正在形成。

《元桢墓志》正是这一历史转折点上，最早、也最典型的“发言人”之一。

图片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提起魏碑，很多人脑海中第一个蹦出的词就是“方笔”。《元桢墓志》正是这一特征的卓越代表。

它的用笔以方笔为主导，棱角分明如刀劈斧凿，每一笔的起与收都果断爽利，展现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力的强度”。

细看其点画，大多呈三角形，如高山坠石，斩钉截铁，气势雄奇。横画挺拔，且带有明显的左低右高倾斜，这已是相当成熟的楷书笔法。

而其捺画尤为厚重，收笔时重按铺毫，然后顺势挑展上翘，显得古朴而遒劲，力透纸背。

然而，它的妙处远不止于“方”。在方峻刚硬的外表下，暗藏着圆浑与流动。许多笔画是外方内圆，转折处可见笔锋的绞转与调换。

这种方圆兼备，使得线条在雄强中不失韧劲，在金石刀刻的锋利感之外，保留了毛笔书写的弹性质感，仿佛能窥见书丹者运笔时的呼吸与节奏。

如果说笔法是血肉，那么结体便是风骨。《元桢墓志》的结字，充满了令人拍案叫绝的“矛盾之美”。

它的字形总体趋向于紧峻茂密，笔画与笔画之间挨得很近，显得内力充盈。但在这紧密的框架内，书写者（或刻工）却通过大胆的欹侧取势，打破了汉字“横平竖直”的常规想象。

图片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整体字势常向左下方微微倾侧，而通过某些笔画，如向右伸展的捺画或戈钩，来取得动态的平衡，形成一种险中求稳的张力。

这种结构处理并非千篇一律。有的字因势利导，取纵长之势，显得庄重严整，如同峻拔的青松；有的字则横向开张，撇捺舒展，如同雄鹰展翅，各臻其妙。

字形大小也随笔画多寡自然错落，在规整的棋格布局中（竖成行，横成列），营造出丰富而天然的节奏感。

对于今天的学书者而言，《元桢墓志》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宝库。它那“茂实刚劲，意态恣肆”的整体风貌，是学习魏碑雄强一路不可绕过的经典。

有经验的书法实践者提倡，临习时可从有代表性的例字入手，仔细揣摩其用笔与空间。

例如，写一个独体字“王”，三横的起笔、方向与姿态要力求变化，或仰或俯，或切或顶，但最终三横的走势需和谐一致，笔画中段坚实有力，体现出“点画峻厚”的魏碑精髓。

对于左右结构的字，如“使”字，则可以拆解开来，思考单人旁与“吏”部的组合关系，举一反三。关键不在于描摹外形，而在于理解其内在的骨力与精神，写出那种扑面而来的“高级感”。

可以尝试缩小写成寸楷，以精确把握其比例；亦可放大挥洒为榜书，体验其磅礴气魄。无论大小，核心都在于驾驭那种“稳、狠、准”的用笔，展现魄力雄强的本色。

《元桢墓志》的价值，远超一方精美的石刻艺术品。在书法史上，它站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上。

它的笔法中保留着隶书的遗意，却又清晰地展现出向成熟楷书过渡的面貌，生动记录了汉字书体演变的轨迹。

作为北魏“邙山体”墓志的早期代表和成熟标志，它所确立的雄健、方劲、欹侧的审美范式，深刻影响了其后大量的元氏墓志及北魏碑刻。

后世被誉为“魏碑第一”的《张猛龙碑》，其峻拔的体势与凌厉的笔锋中，也能看到《元桢墓志》所开创风格的影子与发展。

更宏观地看，它上承汉隶之古朴，下启唐楷之法则，是理解中国书法从“古质”走向“今妍”这一宏大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当后人将温婉典雅的《元略墓志》与刚健雄奇的《元桢墓志》并置时，看到的不仅是两位墓主的人生，更是一部用石头与刻刀写就的北魏文化融合史。

《元桢墓志》如一位慷慨悲歌的武士，矗立在汉化改革的潮头。它的每一道笔画都蕴含着那个风云激荡时代的生命质感——那是来自北方草原的豪健泼辣，与中原文明典则的初次深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