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褚遂良在五十二三岁时提笔书写《房玄龄碑》，他可能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完成一次关键的蜕变。这方为唐代名相房玄龄所立的碑刻，不仅是对一位功臣的纪念，更成为书法史上一个清晰的坐标——在这里，褚遂良终于从前辈的影子里走出，形成了自己“婉媚多姿、内刚外柔”的独特书风。

在欧阳询的峻峭与虞世南的温雅之后，褚遂良为唐楷开辟了第三条道路。而《房玄龄碑》，正是这条道路的起点。

《房玄龄碑》立于唐贞观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间（公元648-649年）。此时的褚遂良，已走过半百人生，书法上也经历了漫长的探索。

他早年取法欧阳询、虞世南，深得隋唐楷法精髓，而后又潜心研习王羲之、王献之，直追晋人风韵。《房玄龄碑》的创作时期，正值他将这些养分融会贯通、寻求突破的关键节点。

与此前创作的《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相比，《房玄龄碑》的面貌已大不相同。那种方正刚硬的笔触逐渐柔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灵动而富有弹性的线条质感。与后来更为人熟知的《雁塔圣教序》相比，它又多了一分骨力，少了一分姿媚，处于变法过程中的“黄金平衡点”。

这种变化，标志着褚遂良个人艺术语言的成熟。清人评此碑“飞动沉着，看似离纸一寸，实乃入木七分”，恰当地道出了它外柔内刚的特质——表面飘逸灵动，实则笔力千钧。

《房玄龄碑》的笔法革新，首先体现在横竖画的处理上。横画普遍呈现左低右高的俯仰姿态，打破了平直的僵化感。

这种倾斜并非随意而为，而是与字形结构、章法布局紧密呼应，赋予静态的楷书以动态的韵律。竖画则多做“背势”，即向内微凹，如同拉满的弓弦，蕴含张力。这种处理使得字体结构更加立体饱满。

尤为精彩的是对传统笔意的保留与创新。作品中隶书笔意依然可辨，特别是在捺画的处理上，那种舒展饱满、末端略向上挑的笔法，明显带有汉隶遗韵。但褚遂良并未止步于模仿，他在此基础上融入了行书的笔意。

书写时增加了笔锋的提拔与使转，点画之间呼应更为密切，笔势流畅生动。这种隶意与行书笔法的结合，使得《房玄龄碑》在端正的楷书法度中，透露出活泼灵动的气息。

在结体上，《房玄龄碑》展现出收放自如的成熟把控。字内空间疏密得当，有的部分紧密凝聚，有的笔画则大胆舒展，形成对比。这种收放不仅存在于单个字内，也贯穿于整篇章法之中。

通篇观之，字形大小自然错落，并非机械统一。字距与行距疏朗通透，营造出宁静而开阔的视觉体验，恰如褚遂良其人“字里金生，行间玉润”的君子风度。

《石墨镌华》评价此碑“结法与《圣教序》同”，指出了它与褚遂良晚年杰作《雁塔圣教序》之间的血脉联系。二者在结构的疏密处理、笔势的流转呼应上确有一脉相承之处。但《房玄龄碑》的结体更为端严方正，保留了更多北碑的骨力，可视为通向《圣教序》巅峰之境的重要阶梯。

对于书法学习者而言，《房玄龄碑》是一座极佳的桥梁。它既有唐楷的严整法度，又初显褚体特有的灵动韵味，是理解褚遂良书风演变的关键。

临习时，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仔细观察笔画的起收转折，体会其方圆并用、刚柔相济的特点。重点把握横画的俯仰与竖画的背势，这是理解褚体笔法特征的关键。

分析单字结构，注意笔画之间的穿插避让和空间分割。可尝试将字形放大练习，以强化对结构比例和重心安排的感知。

透过刀刻的痕迹，揣摩毛笔书写的原貌。褚字线条的弹性与节奏，均来源于手腕的灵活调控。临写时需保持手腕松弛，让力量自然贯注笔端，避免为追求形似而用笔僵滞。

从法度精严的欧阳询、虞世南，到后来者如颜真卿、柳公权，唐代楷书大家各有其法。《房玄龄碑》的特殊价值在于，它捕捉了褚遂良“破法立我”的瞬间——当技术不再是束缚，心手之间的通道便被完全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