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风格，核心在“三重转化”：

‌第一，从碑帖形骸到生命律动‌。他深研《石门铭》的开张之势，却不照搬摩崖的斑驳刻痕，而是把那种“山势奔涌”的气韵，转化成笔锋的延展与张力。他的大字楷书，横画如云舒，竖画似松立，转折处化圆为方，棱角隐现却不生硬——不是“写字”，是“写势”。这种势，不是视觉冲击，是内在节奏，像西安城墙根下晨练老人的太极，看似缓慢，实则气贯全身。

 

‌第二，从技法重复到情绪编码‌。他的行草，线条柔韧如藤，看似飘逸，内里却有千钧之力。这不是“写得快”，而是“想得深”——他把现代人的焦虑、孤独、克制，都藏进了笔画的提按之间。一个“忙”字，撇画不是甩出去的，是被时间推着走的；一个“静”字，收笔不急于回锋，而是缓缓沉落，像深夜合上书页的那声轻响。这种“情绪笔法”，不是情绪的宣泄，是情绪的凝练，是把内心波动，翻译成可被看见的墨迹。

 

‌第三，从个体书写到时代对话‌。他用小楷抄写徐渭诗文，千字不倦，法度谨严，却无一丝匠气。这不是复古，是“以古为镜”——在浮躁时代，他用最慢的笔，写最深的静。他用草书写《赠汪伦》，线条如流水，却暗藏碑学的厚重，让李白的洒脱，有了黄土高原的回响。他不反对传统，他只是拒绝被传统定义。

 

他的“新体”，不是颠覆，是重建。他把“二王”的韵致、北碑的骨力、赵孟頫的温润，全熬成一锅浓汤，再舀一勺，写进自己的字里。有人骂他“江湖体”，可当年王羲之写《兰亭》，不也被说“不循古法”？真正的创新，从不是离经叛道，而是让传统在当代人心中，重新活一次。

 

他不是在写字，是在用墨迹，和这个时代对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