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三月，承蒙友人的厚爱转赠，我荣幸地收到了程大利先生亲笔题赠的作品集《大家之路——程大利》。翻开扉页，“守军先生留念 程大利”几个字墨香温润，仿佛先生就在眼前，亲切如故。手捧这本凝聚着先生心血与智慧的手迹，我内心满是欣喜与感动，同时也不禁生出几分惭愧：岁月匆匆，数十载光阴转瞬即逝，我始终未能取得足以让恩师引以为傲的成绩。

时光荏苒，三十六载如白驹过隙，然而当年与程大利先生初遇的情景，却依旧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我出生于沛县乡间，自幼便对书画痴迷不已。父母深知我的爱好，倾尽全力支持，为我购置了画籍与笔墨工具。然而，在乡野之地，苦无名师指点，我只能独自的摸索，在书画的世界里蹒跚前行。

由于机缘，经当代中国画名家徐培晨先生（我表叔）的引荐，我有幸进入沛县文化馆，参加了程大利先生主讲的美术培训班。彼时，与我朝夕相伴、一同习画的挚友，正是徐培晨先生的侄子徐思岭。表叔特意亲笔修书一封，将我与思岭一同举荐给程大利先生，希望我们能在这位名师的指导下，开启书画艺术的新篇章。

1977年盛夏暑假，两个尚显稚气的农村初中少年，在家人的陪同下，第一次踏入了沛县县城。那时的我，心中充满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憧憬，也怀揣着对书画艺术的无限热爱与强烈的追求。

当我行至文化馆美术大厅时，只见先生正凝神伏案，挥毫泼墨，创作着各自心中的艺术世界。我紧地紧攥着表叔的推荐信，走到他的身前，轻声地说道：“程老师，我们二人想拜您学画，这是培晨叔写给您的信。”程大利先生闻言，抬头望向我们，目光中充满了谦和与热忱，仿佛老友相逢一般亲切。他接过书信，细细品读，而后又交还于我，风趣地笑道：“好好珍藏这封信，来日你我若皆成画界中人，这便是珍贵文物了。”寥寥数语，却如春风拂面，温润暖心。时至今日，那封泛黄的书信我仍悉心收藏，视作珍宝，它见证了我与程大利先生之间那份深厚的师生情谊。

彼时的先生，早已展露出超凡的画艺与过人的才情。在沛县文化馆美术培训班中，他自然是众人敬仰的核心。这不仅因为他主持教务、执掌教席，更源于他温润敦厚、热心向善的人格魅力，以及坦荡赤诚、虚怀若谷的胸襟。他倾己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员们，他倾心提携后辈，助力学员们成长。在他的悉心指导下，许多学员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的甚至成为了书画界的佼佼者。

当年的美术培训班，实则更偏向于专业创作研修，学员们皆是沛县当地小有名气的书画爱好者。艺术创作本就不易，构图立意更是难关。每每学员陷入构思的瓶颈时，程大利先生便耐心点拨、循循善诱，引导他们突破思维定式，寻找新的创作灵感。若仍无从下笔，他便主动分享自身创作思路，供众人参考落笔。先生的艺术格局与人生境界，令人由衷敬佩，也让我们这些学员受益匪浅。

程大利先生才情广博、多才多艺，除却精于书画之外，亦通晓音律，擅长拉二胡、弹奏手风琴。当闲暇之时，他常兴致盎然地奏响乐器，让文化馆内充满了欢声笑语。每逢此时，文化馆的张爱玲大姐便会带我去与先生一同演奏。她们的友情，如同那悠扬的琴声，穿越时空，至今仍回荡在我的耳畔。

在我结识的名士中，程大利先生堪称业界翘楚。从沛县文化馆起步，凭借过人的天赋、深厚的学识与勤勉的坚守，一步步走上了更高的艺术殿堂。他调入南京市江苏人民出版社后，历任江苏美术出版社社长、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务。其才学人品，深得书画名家亚明先生赏识与提携。从此以后，他又奉调进京，出任中国美术出版总社总编辑，成为书画界的领军人物。连文坛大家金庸先生，亦对其学识智慧多有赞誉，称其为“书画界的奇才”。

先生虽然身居高位、声名远播，却初心不忘，珍视旧情，对昔日沛县故交故友始终温情如初。数年前，我一心盼望与先生重续联系，便托付山东篆刻名家苏东河先生代为致电问候。电话中苏东河先生亲切地问道：“程老师，您当年在沛县文化馆授课时，有两个乡下登门学画的少年，一位是徐培晨教授的侄子徐思岭，另一位便是燕守军，您可还有印象吗？”程大利先生当即应声：“这两位少年，我印象极深，一直记在心上。”这一句铭记，如同冬日里的暖阳，温暖了岁月，也慰藉了人心。

退休之后，程大利先生仍深耕艺坛，于中国国家画院设立山水画工作室，受聘为博士生导师，同时在荣宝斋画院执教授课，传道授业，桃李芬芳。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对书画艺术的热爱与执着追求，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前行。

为了圆重返师门、再随先生研习书画之夙愿，我从2001年起，便先后赴山东艺术学院、山东师范大学潜心学习进修。终日笔墨为伴，不敢懈怠，努力提升自己的书画技艺与艺术修养。如今，我已完成了山东艺术学院中国书画研究生班的全部学业，但我知道，这只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的路还很长。

山水迢迢，师恩难忘。期盼再度拜谒先生、亲承教诲。我始终心怀期许，静待相逢之时。我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会再次站在程大利先生的面前，向他汇报我的学习成果与成长经历。而那一刻，也将成为我人生中最珍贵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