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之约

   金秋十月，天高气爽。应同学之邀，随原空军某部复转军人以聚会为目的旅游团，到重庆、达黔北，跨乌江，渡赤水，循长征之路，访红军之迹，游秀美之景。一路上老朋新友欢声笑语，其乐融融。而对我来说，最有意义则是参观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因为曾经与之有过一点特殊机缘。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作为教研室最年轻的教师，受命迎接一位由重庆调来的名叫刘弘的老先生，帮助他从火车西站取回家俱行李，并协助安家，算是学校第一个接触这位老先生的人，开始和他有了交往。刚开始只知道这位矮胖的老先生是被落实政策的老“右派”，也是一位“三八式”的老革命。有一年学校召开党代会，党支部要选一名参会代表，我的票数略高于刘弘老师，但我坚决的推辞了，理由是三八式的老知识分子更有代表性。其实内心想法则是觉得老先生蒙冤受屈、遭受磨难二十多年，应该给他尽可能有的荣誉和露脸机会。此后，他和我成了莫逆之交，谈了很多他的过往经历。后来他让我帮他写回忆录，更加详细的提供了他的有关史料。最重要的内容是他和他母亲共同向我党提供了红岩新村这个抗战期间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驻地。我代笔的回忆文章几易其稿，曾登载在重庆市政协的一个内部刊物里。文章比较详细描述了红岩新村的来龙去脉和地理概况，但始终没能去实地观瞻，这次才了却多年夙愿，践行了三十年之约。

    1939年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从武汉搬到重庆，刘弘先生当时是在从天津流亡到重庆的“南开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经常去八办汇报工作。一次，八办负责人周怡给他说八办在城里不安全，你是当地人，能否帮忙在郊外找一处僻静的地方。正好刘弘的母亲饶国模在郊外称为“红岩”这个地方办了一个小农场，刘弘告诉母亲得到同意后，带领八办领导实地考察，觉得十分满意。思想进步的饶国模女士慨然应允，无偿提供了她倾注心血、历尽艰辛开办“大有农场”，并出资盖了那栋闻名世界、名垂革命青史的二层小楼。在长期相处中，饶国模一家和南方局、八办的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童小鹏等人亲如一家，直至解放后还多有来往，刘弘老师给我看了好多他们母子同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领导人合影照片，感觉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刘弘的母亲饶国模出身四川大足县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但他们兄妹都思想开明进步，饶国模哥哥饶国梁是辛亥革命元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民国时期他的家乡被命名为“国梁乡”。饶国模夫家也是一个很富有的封建地主家庭，丈夫刘国华是民国时期的县长，和思想进步的饶国模在思想上有很大反差和隔膜，尤其是纳妾之事令饶国模不能接受。直至多年后，刘弘提前父亲仍很不以为然。缠小脚的饶国模勇敢的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只身来到重庆，考上女子师范，毕业后积极从事女权和社会公益事业。当时她目睹了川东贫穷落后的社会现状，看到大量贫苦农民流离失所，四处流窜，以乞讨为生。于是，饶国模用自己的私房钱买下重庆郊外一处布满荆棘杂草和乱葬坟的荒山坡，办了一个小型农场，取名为“大有农场”颇有“大庇天下寒士”的意味，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组织他们开荒造田，广种花草果蔬和粮食，使这些漂泊的穷人有了安身之处。当八办提出借用的要求后，她慨然应允，并四处筹钱，盖了那栋名闻天下的小楼。据刘弘老师讲，他的一位表舅是重庆著名中医，一边坐堂行医，他和母亲在旁收钱，为盖那座小楼筹集资金。刘弘老师说先前那座楼是以竹子为骨架的，后来为了纪念才翻盖成后来的砖石结构，而外形和内部布局没有变化。全国解放后饶国模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于1960年去世。

     刘弘老师则命途多舛、经历坎坷。当时国民党教育部长王世杰，游说他母亲说不要让孩子跟共产党跑，那是没有前途的，他可以国民政府名义把刘弘和弟弟刘圣化送到美国去留学。可他们一家一心向往革命，断然拒绝了来自国民党的诱惑。刘弘中学毕业后，被党组织送到新疆大学就读。因为当时主政新疆的盛世才亲苏、亲共。而世事无常，未到毕业，盛世才开始反苏反共，大肆抓捕共产党，作为共产党员的刘弘，奋力逃出魔掌，沿途乞讨，穿越荒漠，历尽艰辛回到内地，家乡已无法安身，通过朋友介绍在青岛一家私人工程公司当个技术员，以暂时栖身。经过一番努力才和党组织接上联系，由组织安排到四川以修路工程师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工作。解放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被任命为一个修建战时飞机场的工程大队的大队长。未及战争结束，被国家保送到苏联留学，获得副博士学位。学成回国担任冶金部所属北京某设计院总工程师。五七年“大鸣大放”，应邀参加光明报社召集的座谈会，在会上他讲了我们国家建国初期，一穷二白，不能照搬苏联的设计规范。紧接着反右运动开始，被说成是反苏、反党，打成“右派”，因自持资格老、关系硬，言语多有对抗之辞，于是矛盾升级，开除党籍，下放四川农村劳动改造。老婆也多有埋怨，也随即离婚了。其母亲饶国模也找过红岩旧识、准国母级别的大人物求情，结果遭到拒绝，说“孩子是不是骄傲啦，教育教育也好啊”。隔年饶国模以政协常委身份到西南视察，就近约儿子见面，母子二人在岳阳楼抱头痛哭，亦无可奈何。后来政治环境逐渐宽松，被安排到重庆一个设计院当图书管理员，经人介绍，和一位女小学教师结婚，生了一个小男孩，来冶院时，孩子才上小学。改革开放以后，“右派”一律摘帽，落实政策，刘弘被调到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建工系钢结构教研室当老师。刘老师在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改名西安建大）工作了五、六年，很不得志，后来奉调冶金部建筑研究总院任副院长。我曾去北京看他，其时他和另外一个副院长王铁梦在同一个大办公室办公。王副院长曾担任上海宝钢建设工程总工程师，作为钢结构专家，和我所在的冶院钢结构教研室多有交集，我在带学生到宝钢工地实习时和他打过几次交道，也算熟人了。刘副院长还是有点牢骚太盛，大概这也是一种“右派”特性吧？我做了些劝导，王副院长也说老刘你多听听小王的意见。下班后他亲自下厨和我共进晚餐，他说组织有可能选拔他任建设部副部长，届时请我给他做秘书，我答曰：当上再说。此后很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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