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曲折折的上学路

           （之八）

   家父出生在羊尖乡与我们港下乡交界处的小镇严家桥镇北边的小村子王家弄，王家爷爷是当地有名的文化人，能写会算，那个年代在乡村中有文化的人很少，于是，我爷爷被唐家重用了，当了唐家的帐房管家，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属于打工中的高管，谁知解放后，他就被评为了“个人地主分子”，而其家庭则是中农。其实爷爷是个穷秀才出身，早年二三十年代时，家里还是很穷的，因子女七八个太多，不得不把小儿子送给北边八里外的顾家收养了，我奶奶的大姐就嫁在我们肖家坝村，有她照应成就了顾家独子夭折后收养了我父亲…。严家桥是无锡锡剧的发源地，也是无锡东乡最有名的民族资本工商业家唐氏家族的发祥地，即今香港名人前行政司长唐英年的家乡……（从略）。于是，我这个亲生爷爷是地主分子被人举报给了公社招生办公室以后，成为了我那年是否还能被录取的最大障碍。因为在当年，考试成绩其实是很次要的，只是作为参考，而你的出身、家庭成份、社会关系以及你本人的个人表现才是最最重要的。

     给公社招生办的“人民来信”给我指出的第二条“罪名”是：我在上中学时逃学，这也不是瞎说，也是事实。因为那时学校停课“闹革命”，同学们都去各地串联，学校里很乱，破“四旧、立四新”，出去抄家和搞批斗，高年级的一些同学还和无锡市里的中学联合，和江南大学及一些工厂造反派串联起来参与武斗，甚至红卫兵们还和当时驻锡部队27军（军长尤太忠、政委马杰）搞绝食斗争…。我当时是班上年龄较小的，家里又穷，所以，我既没有钱跟他们出去全国串联游山玩水，也不愿在学校去参加破旧立新抄老师的家和开批斗会等活动，（我校须君宾老师就是被批斗致死的），我采取了“逃学”态度。学校离我家较远，我是寄宿生，学校不上课，又如此之乱，几乎也没人管，我还去学校干吗，便懒在家里，宁愿去参加生产队劳动。父亲见我老不去学校，觉得不对动，终于发观我竟敢“逃学”，逼我去学校，我犟不去，气得他把我暴揍了一顿……。其实那时很多同学都不去学校了，“逃学”是个普遍现象。何况后来我回到家乡自己公社又上过高中，这中学的这陈年旧事不应成为什么问题。但既然有人举报提到了，招生办也不能不理，于是他们发了一封函件到我中学母校锡北中学，要求学校出一份有关我在校期间的表现情况的证明。

    一天，我正在工厂上班，突然传达室有人叫我出去，说有人找我。我到门口一看，想不到是我中学时的班主任王器老师，多年不见，王老师看上去明显老了些许。原来，王老师是为了我特地从黄土塘镇步行到我们港下镇来送有关我的证明材料的。我说，学校为什么不通过邮局邮寄，竟让你亲自跑呢？王老师说，因为邮寄是很慢的，邮局信件会逆向送到无锡邮局后再返送到港下邮局，来回折返，怕时间长，耽误了你；这证明材料对你而言很重要，我们怕不保险，寄过来不知会落在谁手上拆封。所以，王老师说，他反正没事，港下以前没来过，过来玩玩，顺便来看看你。他说，信件他已亲手交给了须校长了，须校长是我们港下中学现任的书记兼校长，他是招生领导小组的副组长，组长是由公社主管教育的革委会副主任担任的，实际招生事务都是由须校长主持的，所以，这样做比较稳妥！王老师还说，信函里的证明材料是校领导让他亲手写的，经校领导审阅签字盖章，有关你在校的学习成绩和各项表现我们也实事求是，没给你夸张，确实都很好，你尽可放心！

    黄土塘离我们港下来回要几十华里路，那时候没有公路可通，都是走乡间小道，来回要步行大半天，王老师，为了我，想的那么周到，打老远，不辞辛苦，亲自步行为我送证明材料，他虽说的很轻松，说是反正没事过来玩玩，这份恩情，让我永世难忘！我禁不住热泪盈眶，眼泪再也忍不住地流了下来！

   王器老师是解放后的调干生，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初二年级开始，接替陈宝鸿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因为他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所以这次运动中他没受到过多少冲击。

   我找了个地方，我们一起喝茶，他问了我目前情况，并关心我的父母；我们一起聊学校的事，他告诉我很多老师目前的情况，以及他所知道的班上几位同学的现在…。回忆当年，真是感慨万千！他安慰祝福我能成功，即使这次错过，将来还会有机会，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留的。我告诉他，我已经失去过了一次机会，县文化馆前年有一个姜术培训名额给我，是王自强（即王勉）老师和吴步青馆长授课，只要学习合格，他们保证保送推荐我去南京艺术学院，学习本身是不要钱的，但因为来去要路费、学习材料颜料纸墨、住、吃都要化费，我没钱，特别是我怕农机厂的工作给丢了，到时万一上不了学，不就赔了夫人又折兵吗？他听我说了这件事很惊奇，大为我惋惜！说我目光短浅，不应该放弃，不管怎样困难应去挑战一下，就是砸锅卖铁、破釜沉舟也值得一搏才对！……

……

（待续   山水）